“新加坡经验”不仅是西方市场经济、法治原则在东南亚的存续，也是东方民本主义、精英主义的全新治理试验，更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效结合的成功实践。它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灵感，同时也给区域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新加坡政府在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同时，也将务实外交发挥到极致，始终从他者和全球视角审视自身的外交价值，并按照“对世界有用”的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地缘、语言和制度能够联通东西方等优势，最大化提升自身的外交价值
新加坡作为东西方交汇的一个关键节点，可以成为既能对接东方发展需求、又能兼容国际规则体系的“制度性中间层”，从而在东西方的规则差异与大国竞合中成为“转换器”和“缓冲带”
文 | 李淑飞 吕元礼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对着地图指出新加坡“永远都会存在”的局限和弱点：新加坡那么小，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飞机一旦起飞，就进入别国领空。乘客看窗外，会看到马来西亚的柔佛或印度尼西亚的峇淡，但看不到新加坡。反之，邻国印尼之大却让人吃惊，由东至西等于新加坡到东京的距离！吴作栋的话语意在激发新加坡人的危机感和进取心。
无独有偶，印尼前总统哈比比也曾指着地图说：印尼有2亿1100万人口，看看这地图，绿色的地区全是印尼，当中那个“小红点”是新加坡。哈比比后来表示，“小红点”的寓意是地小本事大，用来激励印尼青年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人欣然接受了这一称谓，并为“小红点”有大影响感到自豪。
游客在新加坡鱼尾狮公园游览（2025 年 3 月 14 日摄） 新华社 / 法新
“新加坡经验”可以攻玉
“新加坡经验”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灵感之一。1974年，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与印度财团首脑塔塔谈话时对“新加坡经验”的核心要素进行了阐释：第一，政治稳定，“人民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官员“必须通过以身作则来执行纪律”；第二，官员廉洁；第三，经济以奖励为基础，“必须让创造力充实我们的国家，对真正勤奋工作、承担巨大风险以及能出主意的人们，我们必须提供奖励”。他说，建立起政治稳定的基础，获得了工作高效与廉洁的官员，就可以让自由企业的力量发挥作用。
发挥自由企业的作用，必须对政府及其职能予以正确定位和规范。李光耀告诉塔塔：“我们这些主持新加坡政府的人之所以进入经济领域，不是为了管理经济，而是为了使经济发挥作用。只有在私人部门拿不出预期成果（的领域），就说在建屋领域吧，我们才介入。”
李光耀特别重视“自由企业以社会为依归”——“必须确保市场力量的推动力和冲劲会创造财富，然后把财富以津贴住房、津贴教育、津贴医疗等方式分配给全体穷人”。一位新加坡开国元勋将此形象地比喻为“运用资本主义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目的”。
“新加坡经验”不仅是西方市场经济、法治原则在东南亚的存续，也是东方民本主义、精英主义的全新治理试验，某种意义上也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效结合的成功实践。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灵感，也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启示。邻近的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纷纷在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方面借鉴“新加坡经验”，甚至印度、哈萨克斯坦及远在非洲的卢旺达都积极学习新加坡的治理经验，这让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他山之石。
以工业园输出治理理念
新加坡在世界多国创建了合作开发的工业园区，并将其经济与社会管理“软件”移植过去，成功后再复制到合作国家的其他地方。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就是成功的典范。
园区建设刚起步时，合作双方曾遇到看似难以弥合的分歧。来自新方的林瑞生发现，当地的亲民项目落实很快，亲商项目则推进很慢，投资商经营成本增加，园区的整体建设失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新双方进行了一天一夜的讨论，直到凌晨两点仍未达成共识。中方建议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暂时休会。此后，林瑞生向苏州方面解释新加坡的理念，第一，经济要有竞争力就必须亲商，以提供充足资源；第二，国家要有凝聚力就必须亲民，增强经济竞争力是加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第三，建设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必须确保发展能够持续。
为此，双方同意为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三大发展目标：亲商、亲民和有步骤地可持续发展。
与其他国家联合建设工业园区，是新加坡输出治理理念的重要方式。中新苏州工业园合作项目之后，新加坡又先后与中国在天津生态城、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广州知识城等国家项目中开展深度合作。新加坡政府和企业也将与中国的成功合作经验和园区发展理念引入与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园区合作项目中。通过这些合作项目，新加坡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治理理念输出到合作项目所在国家和区域，产生了远超“小红点”自身实力的广泛影响。
金融中心和总部基地
1965年刚刚独立时，身处地缘要冲的新加坡面临内忧外患，如何定位和发展是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1968年，新加坡受到启发，决定凭借自己的地缘优势，打造政治经济优势，让新加坡成为位于旧金山和苏黎世之间的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自己闭市时再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从而使得银行和金融活动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地运行。
在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新加坡的地位已位居亚洲第一，并成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新加坡也是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
运营好地缘优势这个历史性的启迪，叠加了新加坡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高水平治理，如高效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法治和治安、长期稳定的政策、花园城市的环境、首屈一指的劳动力队伍以及积极保护知识产权等，不仅令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使它成为外国在东南亚投资的总部基地。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相关资料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有三分之一在新加坡设有区域总部，超过7000家跨国公司选择在新加坡设立运营机构。例如，欧洲企业将46%的东南亚总部设在新加坡，微软、谷歌、通用汽车、劳斯莱斯、美光等全球巨头或半导体新兴产业龙头企业也纷纷将区域总部或数据中心、研发中心设在新加坡。中国和东南亚的龙头企业如腾讯、字节跳动、金蝶、希音、Grab、Sea等也将其区域总部或总部设于新加坡，显示出这个“小红点”的强大吸引力。
对世界有用
有人把新加坡的外交政策表述为“不选边、不出头、凡事保持中立、寻求平衡”。保持中立固然能像瑞士、瑞典等遵循中立原则的国家一样在一定时期尽可能地保全自身，但在现实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的国际关系体系下，中立原则带来的安全是有限度的，更难以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事实上，新加坡奉行的是原则外交和务实外交，这是新加坡作为一个东西方交汇的“小红点”能够发挥出外交大能量及全球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加坡现任总理黄循财说：“新加坡不选边，选原则。”他所说的原则，首先是国家利益原则——“我们不亲美，也不亲中，我们亲新加坡”。其次是占据价值制高点，新加坡愿意在国际舞台上仗义执言，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是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明确地说：“新加坡外交政策以原则为重，而非以寻求平衡为重。”在大国间寻求对冲和平衡，犹如悬空走钢丝，新加坡领导人深谙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试图将结盟式的“朋友外交”转向更具确定性的“原则外交”，并在坚持践行的同时向各国清楚阐明自己的这一外交原则。
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尝试通过自身的外交实践，对全球盛行的现实主义导向下的“利益外交”原则进行修正并以此实现自身增值。新加坡政府在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同时，也将务实外交发挥到极致，始终从他者和全球视角审视自身的外交价值，并按照“对世界有用”的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地缘、语言和制度能够联通东西方等优势，最大化提升自身的外交价值。这也是新加坡能够成为东西方经济交流的渠道和平台、令东西方都重视的重要原因。
“制度接口”的转译功能
新加坡作为东盟航运中心、产业科技中心、金融中心，对于深化区域融合乃至全球合作具有独特作用。新加坡在全球物流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航空运输、海洋运输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保障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和效率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球贸易和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新加坡的产业科技中心功能，对于构建安全、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体系也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合作方面，新加坡作为东盟国家的金融中心，可以推动更大范围内的金融创新、融资和投资便利化。
新加坡作为全球少有的同时深度融入东西方体系的国家，有如“双面绣”一般，一面勾勒西方规则，一面织就东方智慧。新加坡作为东西方交汇的一个关键节点，可以成为既能对接东方发展需求、又能兼容国际规则体系的“制度性中间层”，从而在东西方的规则差异与大国竞合中成为“转换器”和“缓冲带”。“制度性中间层”注重“制度接口”的转译功能，新加坡等发起《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就是发挥“制度接口”功能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大湾区-东盟研究中心。本文是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