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论坛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社会科学版”主编彭玉平教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主要就“社会科学版”谈了他的观点与感受。
彭玉平教授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论坛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报告
学报不仅埋头搞学术，还得抬头看世界
羊城晚报：今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中大学报”）创刊70周年了。70年来，中大学报形成了怎样的学术传统和精神财富？
彭玉平：中大学报的品格除了有自主形成的之外，主要还是受到了中大品格的影响；当然，也一定会受到中国主流学术思想的影响。
梳理中大学报（及其前身）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主持学报工作的主编，尤其是早期，往往是资深的著名学者。第二，一流专家学者在中大学报发文章，是常态。
早期名声如雷贯耳的大师，像陈寅恪、岑仲勉、商承祚、容庚，放在任何一所大学都是顶尖学者。中山大学学报因此而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陈寅恪发了 5 篇文章，岑仲勉发了 16 篇文章。
中山大学学报得天时、地利、人和，始终坚守着学术的初心。一流的学术成果和时代最关切的问题，在这份学报上都能有所体现。
虽然学报的主编会不断更换，编辑队伍也在更替，但关注学术前沿、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注重作者队伍的老中青结合、关注中国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始终是中大学报坚守的基本办刊路子。我们努力把传统保持下来，而且不断地巩固，再发扬光大。
曾在学报上发表成果的国际学者名单，相当可观。特别是在国际作者还没有大量进入到中国学术界的时候，中大学报就已经开始注重发表他们的文章了。
尤其是像科大卫、王德威等国际影响比较大的学者，很早就在这里发表过文章。“立足中国、走向世界” 这话不能只是说说，从我们每一期的文章、作者队伍的变化中，应该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文化要交融，学术也要交融。所谓交融，就不是取其一端，而是从两端的关系中寻求最合理的学术进路。
中山大学学报一路发展过来，地缘优势不可忽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的前沿，学报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我总觉得，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应该是一场双向的奔赴。
羊城晚报：学报是学术史的一部分，也参与学术史的建设。
彭玉平：对。一流的高质量杂志就应有引领创新的特质。就 “创新” 这一关键要素而言，学报凭借独特的地缘和学科优势，在学术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们学报一直注重在学术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如创刊初期，关于东南亚的研究、华侨研究、关于新中国制度建设的研究，都能体现学报创刊和国家治理方略的关系。学报不仅仅是埋头搞学术，还得抬头看世界，它需要两者的结合。
中国古代文体学入选中国人民大学评选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学术理论成果，中大学报就深度参与其中。吴承学教授任主编期间就在本刊开设文体学专栏，现在我忝任主编，也继续支持这个专栏的发展，这就体现了学报对学术史的深度介入，以及对学术突破的积极探索。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是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视的冷门绝学。容庚、商承祚二老创办的中大古文字研究所，起点就非常高，也一直保持在全国同学科的前沿水平，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四代。从学术传统、学术理念到学术成果，我们学报当然要呈现和梳理。
中山大学与学术史、中大学报与学术史的关系，从创刊之初就一直如此。每个时期与学术史发生交接的点可能不一样，但是这种点合起来，就见证了一部共和国学术史的发展源流，尤其是在构筑中国南方学术高地上，可以看到这些点是怎样地参与了学术史的发展，甚至是学术史的建构。
羊城晚报：中大学报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制度建设都有研究，那么，它在学术介入社会、服务社会方面发挥过怎样的作用？
彭玉平：这方面的作用，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中大是在1941年抗战时期成立了《中山学报》，创刊之初就与当时的建国方略紧密结合在一起，觉得学术问题必须要与国家发展的问题紧密结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报更加涉及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中大学报始终是开门办刊的，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面孤芳自赏，而是在一个学术高地睁眼看世界，睁眼看当下。
比如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东南亚局势比较尖锐。中大学报依托区位与学术优势，刊发一些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文章，解决的其实是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意义是比较重大的。
改革开放后，南粤大地是最早引入市场经济的热土。新的市场经济产生以后，一些相应的社会、心理、法律等问题，都在这个区域里比较多、甚至比较集中地呈现出来。中山大学身处这个区域，这些问题必须进入到研究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学报，对于经济、政治、法律、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这些这些热门的话题都有密切的关注和深度的参与，上面那些关键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不能简单认为中大学报关注和刊登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是关于岭南的问题。当时，岭南的问题就是具有全国意义的问题。解决了示范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未来中国可能的发展问题。
近十多年来，新时代的文化学术更追求用学术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学术里的中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外学术理念的碰撞、中外学术方法的互鉴，就成为了当代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中大学报从创办之初以及在发展的各个过程当中，都参与到中国的制度建设、中国的发展、中国未来的研究与想象之中。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七十周年刊庆特刊封面
学报编辑可以“眼高手低”
羊城晚报：担任学报主编和您的学者身份之间，会有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关系吗？
彭玉平：有关系。接过主编这个位置，我既觉得光荣，也很有压力。学报的传统就摆在那里，可以说每一段历史都散发着光芒。到了我们手上，首先必须保持光芒。但是时代在发展，保持这个光芒，把光守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新的光源，用这个光源来映照到更多的学术区域和更宽广深远的现实世界。
我近年来做的王国维和况周颐等晚清民国词学研究，其实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按照陈寅恪的“预流”观点来看，它不算“预流”，而是“回流”。
在陈寅恪的观念中，“预流”就是根据当代的一线文献、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亲身参与到新兴领域和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其中也包括对新研究方法的探索。而“回流”则是回到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来解决传统问题，从进而推动学术史发展。
我认为，我们既不能以“预流”排斥“回流”，也不能以“回流”来排斥“预流”。大学的学术期刊，不是小小的同人杂志。我们中大办的是高水平综合性期刊，放开的眼界和基于学术与读者两方面的包容性，必须成为基本的品格。
我自己做的学术就不时尚，没有去做“预流”的研究。更多是用传统方法去做传统学术研究，而且真的是乐此不疲。原因在于，往往人们以为一些传统的学术研究已经被研究透了，但我的感觉并非如此，有些领域、有些人物，虽然知名度很高，但透明度很低。在堪称显学的王国维研究中，这种情况就很突出。
我是一个在个人学术上坚守传统的人，但在主编的位置上，又注定不能是一个局限传统的人。我的心态是开放而包容的。虽然从个人研究来说，有时候我也只能是心向往之，不能做到这个地步，但作为编辑，可以“眼高手低”——我“眼高”就行，能发现并接纳就行。
一个学者，只要有自己的特点、有学术生命力、能坚守，而成果也证明了这种坚守的价值，我觉得就可以了。而对 “预流” 和 “回流” 这两种学术进路，学报始终持赞同、开放、欢迎的心态。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学报论文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的作用？
彭玉平：学报介入学术研究，建立学科体系，从而影响评价体系，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然这是从整个期刊的角度来说的。这种关系如果建立得好，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们说的评价体系并不是完全来自于学报，还来自社会认同的思维方式、国家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的变化。但是学报对于学术跟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国家的教育制度、社会的评价的理念能够高度吻合——这才是最理想的。
很多情况下，理论研究跟具体的实践之间有距离，一个理论的研究可能显得高大上，但是落实到具体，它会有许多的“不适感”。学术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具体现实中发挥作用，需要一个过程。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不尽是单线的，也不尽是复线的，而是各种关系的结合，有顺流与回流、有直线与曲线、有向上与向下，甚至有倒退。
如果这种关系出现了不协调，我觉得学报还要有两方面的准备。
一方面，初心是永远要坚守的，学术的水平和质量永远是学报追求的目标。学报是一定不能俗的，但能雅到什么程度，只能看努力的效果了。另一方面确实也得冷静地反思，学报发展到这个时代，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我们应该就是这两种心态的结合。
中大档案馆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来信
种好“三分地”，也要引入“优良品种”
羊城晚报：您在中大学报70周年特刊的编后记中提到，“总结经验、找到短板、打开思路、再赴未来”。对于中大学报而言，有什么需要补足的短板？
彭玉平：一份学报的优长跟短板，就如一所大学，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学报和学校都会有某些方面的特长和优势，中山大学学报，当然不可能忽略“中山大学”四个字。
现在期刊界有一种“本单位自发率”的说法，这个说法或许有一定的背景。但自发与他发，关键还是看文章的学术质量与水平。我们首先要从这里出发。做学报的人，首先要研究自己大学的学科传统优势在哪里，并主动对接，通过学报的平台尽量整体地呈现出来。
然而，如果学报只关注本校的某几个优势学科显然是不够的，更要放眼全国。一般来说，一个学科在全国会有不止一个研究的重镇，对其他重镇进行展现，可以整体呈现出这个学科的特点。
比如说我们的戏曲学科有很深厚的历史，我们也刊发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据我所知，山西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也做得不错；中大当之无愧是文体学研究的重镇，但北大、北师大也研究得不错，所以我们就会把他们的文体研究成果同样收入进来。至于我们的弱势学科，当然就更要眼光向外，胳膊肘向外拐了。
这样，中大的优势和全国的优势，就整合成了一种强大的学科力量。我们要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要引入其他的优良品种，关注更大更广的学术世界，注重于学术格局的调整，提升扩大我们的研究类型和研究境界。
一所大学的学报，如果只关注本校学者的成果，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学术重大问题、学科新的生长点等，可能遍布于众多高校，一所重点高校的学报，当然应该是有全国气象的。
羊城晚报：现在的青年学者，在学报和整个评价体系内发表成果，还难吗？
彭玉平：现在的青年学者比20年前的青年学者所面临的发表困境要大得多。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期刊分类分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分类分级的初衷应该也是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中，会带来许多价值观的变化，这可能是分类分级部门始料未及的。
分类的目的本来是加强对期刊的考核，但是无形中也带来了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的改变，导致了评价学术成果的导向比较单方向、相对狭窄。
在各顶刊、A刊、C刊，出现投稿量拥堵的现象时，其他的刊物，稿源相对不足，水平就一直上不去。
名家盯着顶刊投稿，他们的研究能力、学术判断力可能在总体上比青年学者强一些。相对而言，一些期刊杂志注重名人效应，优先发表名家稿件，从期刊的角度，这是可以部分理解的，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困境和生存哲学。
但是别忘了，学术史的发展，永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前浪长期地占据在学术期刊上，后浪就没有了空间。而一旦前浪退出学术界，后浪接不上，就会出现断层。
其实这也并不是我个人的看法，国家有关部门、期刊界、学术界，也已经意识到扶植青年教师、发现与提携青年学术人才的紧迫性。
中大学报不会冷落青年学者，但是青年学者在起步阶段，学术方向如果出现偏差，很可能影响到他们以后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对青年学者的成果要求的确会更高一点。期刊是发表学术成果的，不说前浪后浪，高水平的成果永远是期刊最期待的。
即便是主编，谁不是从青年阶段成长过来的呢？我们不应忘记自己当年学术的步履是怎样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的，现在有机会有能力发现和提携青年人才，我觉得是一种基本的责任，只是期刊付出的精力相应要更大一些。
我们给青年学者留下空间，就是给学术史留下未来。
羊城晚报：从主编的角度出发，来稿人名声会影响选稿标准吗？
彭玉平：主编是期刊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守不住，一份期刊就可能办得面目全非。
主编也是社会人，也有自己的朋友圈，这是肯定的。当熟悉的朋友来稿，当然得关注。但如果稿件水平不能达到底线，比如知名学者发来的是三流成果，那也只能退稿，要不然就对不起学校的嘱托和刊物的责任了。
我经常半开玩笑地说，期刊主编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我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八年主编做下来，得罪的人数量也有点可观了。有的熟人，来了几篇文章或者推荐了几篇文章都无法发表，肯定会有怨气，有的时候甚至弄得关系也比较紧张，对方一气之下，拉黑了我的朋友圈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还不止一例。但是“职务性”得罪，也没有办法。其实我是很希望对方文章质量好，能顺利发表的。但在其位要谋其政，只能在达到学术标准的基础上再来谈交情了。
中山大学把学报交到我的手上，我得对得起学术，对得起中山大学。我必须为此来负责，说到底是在我个人能力范围内，努力为中国的学术来负责。
一个学报主编，如果总是沉沦在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之中，肯定是办不好学报的。能把学报带到怎样的水平和境界，我不敢说，但一定会保持学术的良知，充分尊重学术、敬畏学术，尽量让这一份期刊不变形、不走样，保持学术的本色和底色。若能由此走出一条新路，在期刊史、学术史上留下一点足迹，那更是意外之喜了。
本文刊于2025年7月13日《羊城晚报》A5
文 | 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詹雯莉
图 | 受访者提供